日本与韩国同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友，近年来却因历史问题、经济问题等龃龉不断，两国相互认识出现背离趋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民众对韩认识经历了“漠视期”、“政治关心期”和“经济文化关心期”，对韩感情由低渐高。在进入21世纪后，“韩流”逐渐被“嫌韩”取代，在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共同作用之下，日本民众的对韩认识持续恶化。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对韩认识

日本与韩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却越发背离，特别是日本民众的对韩感情。如图1所示，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民众的对韩“亲近感”相对较为稳定，对韩好感度缓慢攀升。但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日本的对韩好感度出现断崖式下降，由2011年的62.2%下降至2012年的39.2%，2014年又再度下降至31.5%，此后也一直未能超过40%。截至2019年，仅有26.7%的日本民众对韩抱有“亲近感”，刷新了历史纪录。从折线图变化趋势来看，日本民众的对韩好感度可能持续下降。

日本民众对韩“亲近感”持续走低的同时，对日韩关系现状的认识也越发悲观，两者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民众认为日韩关系“良好”的比重虽有起伏，但基本保持稳定。2010年之后，认为日韩关系“良好”的日本民众仅剩三成左右，并在持续下降。日本民众对日韩关系持悲观态度的同时，“厌韩”情绪也越来越浓，两者的共振性越来越突出。

从历史上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1世纪初，日本民众的对韩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日本对韩“漠视期”，基本忽视韩国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日本对韩“政治关心期”，较为关注韩国国内的政治民主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日本对韩“经济文化关心期”，大量的韩国流行文化进入日本社会。

（一）漠视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从朝鲜半岛撤军，结束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但直至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订前，两国一直处于断交状态，仅保持着有限的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这一时期日本对韩国的关注度较低，且认识极为负面，属于“漠视期”——基本不考虑韩国的存在。

1951年朝鲜半岛战事正酣，在美国的授意之下，日韩两国就历史问题、渔业问题、在日朝鲜人问题等进行了一场无意改善双边关系的谈判。当时对于韩国来说，提防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和战后经济恢复才是首要问题，而战后日本处于重建中，无法为韩国提供更多帮助，日韩关系因此并无实质性进展。

松散的日韩关系映射出日本的对韩认识。1910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时期，两国虽然是一种榨取与被榨取、歧视与被歧视的关系，但日本人将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一部分，对其有一种“俯视性亲近感”。战后随着“日朝共同体”的消失，日本对韩国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1939年和1949年的“日本学生对外国人好恶”舆论调查显示，在15个被调查国家中，1939年日本学生对朝鲜人的好感度较高，处于第5位，但1949年便跌落至最后一位，并且还被贴上了“不洁”“低文化”“狡猾”“丑陋”等标签。

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韩国这一否定性认识仍未改变。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订之后，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日本开始支援韩国经济的现代化和产业化建设，但是日本媒体依旧在鼓吹“朝鲜分裂论”，两极分化的日本社会环境也未能唤起日本民众的对韩关注。当时的日本家庭、学校、社会中对韩国提及不多。对日本而言“没有魅力的国家”就等于“不值得学习的国家”，韩国虽然是日本的邻国却是“隐形人”一样的存在。

（二）政治关心期

20世纪70年代，“金大中事件”“文世光事件”“朴正熙事件”等一系列韩国政治事件激发了日本政治家的“使命感”，开始批判韩国“独裁政治”，更多地关注韩国的政治民主化问题。这一批肩负“使命感”的对韩关心派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韩国问题就是日本问题”“我们不能对韩国的独裁统治无动于衷”“必须要对韩国采取强硬措施”，具有明显的“宗主国意识”残存。日本学者田中明将这称为日本战后第二次“征韩论风潮”。对韩政治关心客观上促进了日韩交往，赴韩旅行的日本游客逐渐增多，大量的资金、技术、信息等从日本流向韩国，日韩关系呈现“单向流动性”，为进入第三个时期做了铺垫，促使日本从另一角度看待和了解韩国。

（三）经济文化关心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媒体将韩国带上了国际舞台。日本人对邻国韩国的关心也转向了更为大众化、娱乐化的文化领域，如渥美二郎翻唱赵容弼的《回到釜山港》成为日本当时的流行金曲，日本各文化中心也开始相继举办韩国及朝鲜语相关讲座。

国际化论、异文化论推动了日本对邻国文化的关注与热情，日韩两国之间开始了广泛的人员和物资交流，相关信息交流也越来越多。1988年韩国政府趁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实施了韩国国民海外旅行的自由化。1994年到访日本的韩国人达106万人，到访韩国的日本人达164万人，长期滞留在日本的韩国人也激增。原本一直回避、无视韩国的日本民众在这种真实的、直接的相互交往和渗透之中，逐渐发现了日韩之间的差异性，并对不同于日本的韩国逐渐产生了兴趣，开始将韩国视为一个与日本同等的国家，不同于此前的“宗主国意识”。

随着韩国整体国家形象的好转，日本人对韩国人的好感度也有所增加。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和韩国《东亚日报》共同举办的舆论调查显示，32.4%的日本受访者认为韩国人“团结”，14.8%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勤勉”，7.2%的受访者认为他们“讲礼仪”；1988年在相同的舆论调查中，32%的日本受访者认为韩国人“团结”，2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勤勉”。整体上看，半数以上日本人的对韩印象较为正面，并且多数受访者会联想到“韩国料理”“民族服装、舞蹈、文化”，韩国社会文化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20世纪末，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和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了《日韩联合宣言》，两国政府声称日韩关系进入新时代，将致力于共同推进日韩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关系，但由于该宣言仍未彻底解决日韩历史遗留问题，日本也没有明确表示反省与道歉，日韩关系只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日本与韩国依然处于“近而远之”的状态。

伴随“韩流”而来的“嫌韩流”

20世纪末，全球化进程中迅速发展的交通、信息技术使人、物、财、信息的交流实现了质的飞跃，异文化接触和交流也更加频繁，韩国大众文化趁此机会席卷东亚地区。日本与韩国本具有相似的文化特性，加之日韩政府的共同推动，“韩流”热潮迅速在日本扩展开来。

然而，“韩流”在日本劲吹之时，就是“嫌韩”热潮爆发之际。随着日韩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增多，两国间的差异性认识客观上也增多了，摩擦也更加频繁。“韩流”热潮虽然拉近了日韩两国之间的距离，但也唤醒和刺激了日本的厌韩情绪，特别是网络右翼成为“嫌韩”主力军后。他们无法接受韩国对日本东亚文化霸主地位的挑战，甚至认为“韩流”的快速扩张是韩国政府和受韩国影响的“反日势力”的一种“阴谋”。

（一）“韩流”热潮

长期以来，日本都视韩国为独裁国家，尽管韩国制作出了不少优秀的艺术作品，甚至有许多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但日本很少引进韩国电影。对日本人而言，国外影视作品约等同于欧美电影。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这一局面发生了逆转。2004年NHK上映韩剧《冬季恋歌》之后，大批日本女性成为裴勇俊的粉丝；2005年上映的韩国电影《我脑中的橡皮擦》在日本上映并收获了30亿日元的票房；再加上《八月圣诞节》《JSA》等韩剧在日本的热播，都使得韩国文化在日本备受追捧。日本引进大批韩剧后，日本国内掀起了追星热潮，大批韩国明星备受追捧，这被称为“韩流”。

在这股热潮中，不仅韩剧收视率超过了日本本土剧，前往韩国旅游、学习韩语、喜欢韩国文化等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2000年韩国超过夏威夷成为最受日本人喜欢的旅游胜地。日本逐渐成为韩国休闲娱乐产品的重要市场。

（二）《漫画嫌韩流》

然而物极必反，“韩流”热潮达到顶峰之际，日本国内爆发了“嫌韩”热潮，年轻世代对韩好感度明显下降。2005年7月，在日本国内出版的《漫画嫌韩流》开宗明义指出“在韩流热潮中，还隐藏着另一股热潮，那就是‘嫌韩热潮’”。该书比较偏激地论述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猛烈抨击韩国，并在网络上获得超高人气，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借此势头，该出版社又相继推出了《漫画嫌韩流2》《漫画嫌韩流3》《漫画嫌韩流4》等一系列“嫌韩”书籍，截至2009年该系列丛书累计销售量为90万本，并被读者称为“必读书籍”，“令人茅塞顿开”。

以《漫画嫌韩流》为主的“嫌韩”书籍在日本拥有众多受众，他们担心席卷日本各地的电影、电视剧、音乐等“韩流”将会取代日本流行文化，更有甚者认为“韩流”是韩国政府组织的文化侵略。“嫌韩”主力军以“电视台过于偏重韩国电视剧是将日本人韩国化”为由，发动拒绝购买电视台旗下产品的游行，并声称“不管韩国人做什么我们都要立刻游行示威！”，更有甚者以“滚回朝鲜！”为题进行极端的游行或演讲，排挤在日朝鲜人。

经过长时间和大规模的发酵，“嫌韩”已并非单纯的讨厌“韩流”，而是一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对在日朝鲜人、在日韩国人、韩国人以及韩国的盲目排斥。美国《纽约时报》将这一现象称为“嫌韩流”（hating the Korean wave）。

（三）“网络嫌韩流”

与传统右翼相比，网络右翼是以互联网为宣传和动员手段的，极具个性化和去中心化。尽管其线下活动声势浩大，但除了歧视“外人”的情绪化宣泄之外别无其他。日本网络右翼的诞生最早可追溯至2002年日韩世界杯，随着两国文化互动的增多，过去在日本很少被提及和涉及的韩国相关信息大量涌入日本，包括韩国社会各界在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对日本的严厉批评。在此背景下，日本网络论坛上开始出现强烈的反弹情绪，他们认为“日本媒体过于迁就、宽待韩国”，一旦在网上发现左翼的、有反日言论的人，猛烈的批判便如暴风雨般倾泻而下。2010年8月29日，马丁·法克拉在《纽约时报》首次明确了“netright”这一“网络右翼”的英文表述。至此，“网络右翼”作为特定用语为外界所知。

日本网络右翼的一大特点是极端排外，他们经常以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影响大众，甚至无差别地攻击任何与“被排斥国家”相关的事物（如电视台聘用的外籍艺人）。他们反对为在日外国人，特别是在日朝鲜人提供“生活保护”，甚至认为在日朝鲜人即便遵纪守法也要一概排斥。

日本网络右翼利用互联网的超强传播力打破了“嫌韩流”的次元，从二次元变为三次元，从线上到线下，逐步使“嫌韩”成为日本乃至全球热议的焦点。如“在特会”的前身“东亚问题研究会”为《漫画嫌韩流》出版了解说词，在网上收集和交流关于朝鲜半岛、中国及“在日”的各种情报，并通过博客扩散出去。日本网络右翼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游行示威表达不满，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也将韩国作为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的靶子。

（四）“嫌韩”对日韩关系的影响

日本国内爆发大规模的“嫌韩”情绪，不仅造成了日韩两国民众情绪的极大波动，也对日韩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嫌韩流”的爆发直接导致了日本“韩流”热潮的消退。在日本，“嫌韩”情绪越是强烈，韩粉就越少，对韩敬而远之的人就越多。受此影响，2015年到韩国旅游的日本人减少了三成左右。日本各大电视台播放的韩国节目也急剧减少。

日韩民众良好的相互认识与感情是两国关系的坚实基础。进入21世纪后，日韩关系虽然进入新阶段，但日本国内爆发的“嫌韩”热潮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正是缺少稳定的基础和密切的连带关系，日韩关系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脆弱且反复，日方民众极端的“反韩”情绪作用于韩国的同时，韩国也开始报复性地“反日”，从而导致日韩两国关系处于恶性循环之中。

日本人为何“嫌韩”

“‘韩流’的时代也是日本对韩负面情感最高的时代”，日本民众对于韩国的敌意和攻击性言论主要是由于韩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而日本民众对于本国的信心却不断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民族自信是依托于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9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进入长期低迷状态，逐渐将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视为日本的竞争者，日本民众的对外意识逐渐改变。“韩流”在日本盛行的时期恰好是日本民众对于本国经济停滞产生不安和危机意识的时代，在这一升一降的对比中，韩国自然成为他们心中的参照物和范例，无处安放的民族主义情绪转化为对邻国的敌意、反抗和批判。

（一）内部原因

1. 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滋长

战后以来日本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为其争当世界大国、增大国际发言权提供了内部条件。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谷，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使日本丧失了大量财富，政府公信力丧失，民众对经济活动失去了信心，日本作为世界发展模式的样板地位也不复存在，第二经济强国带来的民族优越感被危机感所取代。

随之，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日益明显，以国家主义观点和政治军事大国为目标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在普通民众、舆论界、学术界、政界、财界等日本社会各领域汇合成一股政治潮流，并反映在日本涉及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中。日本民众受社会各种问题困扰，心态上有些失落、焦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出现滋长态势，对本国政府和对经济乏力的失望都投射为对韩不满，对韩负面认识暴涨。

2. 日本媒体负面报道偏多

中日共同举办的言论NPO2015年舆论调查显示，九成以上日本民众是通过“本国媒体”了解韩国的，仅有两成民众去过韩国，并有七成以上的日本人在韩国无亲朋好友。这表明日本民众缺乏与韩国的直接交流与接触，大多只能利用媒体这一间接媒介来填埋两国民众之间的认识鸿沟。

换言之，日本媒体的报道倾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日本民众的对韩认识。就目前日本国内的报道环境而言，保守性与右倾化特征已愈发明显。如图2所示，对1992年至2016年间日本杂志关于“嫌韩”言论的描述进行汇总，主要包括“嫌韩”“反韩”“恶韩”“呆韩”“憎韩”“征韩”“愚韩”等词,共计143篇报道，涉及70本杂志和119名作者。其中“嫌韩”言论最多，占79%，且集中于1996年、2006年以及2012-2015年。这与图1中日本民众对韩好感度的变化基本一致。不仅杂志，报纸、图书、音像制品等日本大众媒体关于韩国的报道也都以负面为主，“嫌韩”已经成为日本涉韩报道的主流。

目前，日韩两国民众的直接交流仍较少，信息来源单一，日本民众了解韩国的渠道较少，对日韩关系的判断依赖于政府，对韩认识依赖于媒体。在日韩关系陷入低潮之际，对韩负面舆论难以消解，日本民众的对韩认识将维持负面，对韩好感度也将持续走低，日韩民众相互认知的改善道阻且长。

（二）外部原因

1. 日韩关系波及日本民众对韩认识

日韩关系是一对特殊的双边关系。冷战时期,日韩两国是美国远东战略中的重要环节，虽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通过美国保持着战略接触。1965年在美国的授意下,日韩两国正式签署《日韩基本条约》,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然而,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并没有彻底解决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也难以从根本上弥合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裂缝。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调整了对韩关系，努力构建两国“新型伙伴关系”，但两国之间摩擦频发。2015年年底,日韩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然而文在寅上台后宣称“慰安妇协议无法解决‘慰安妇问题’”。2018年年底韩国大法院“强征劳工索赔案”的最终判决与后续措施引发日本一系列报复性措施。2019年日本加强对韩出口管制措施引发日韩贸易摩擦，并迅速升级发酵。日本实施对韩贸易限制措施后，日本舆论一片叫好，有近九成的日本民众赞成对韩国强化贸易管控举措。纵观战后以来的日韩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与缓和的循环之中，日本民众的对韩认识也随之反复，且逐渐恶化。如图1中所示，日本民众对日韩关系的判断与对韩国的好感度出现共振。当日韩关系缓和之时，日本民众对韩好感度也会有所上升，反之，则会在国内出现“反韩”情绪。日韩民众的相互认识既是两国关系的润滑剂，也是晴雨表。

2. 日韩彼此依赖性降低

随着韩国“殖民地世代”的消失，日韩关系失去强有力的支撑，日韩政府间的“沟通”能力大幅下降，关系缓和的桥梁逐渐瓦解，构成了日本政府决心对韩强硬的国内基础。两国政府间的持续争议使部分日本人积累起对韩怨愤和疲劳感，日本的对韩公众舆论随之不断恶化，“嫌韩”情绪在公众中的影响逐渐扩大。日韩之间失去了“旧世代”的沟通，却也没有出现“新世代”的沟通渠道，这主要是由于日韩两国对彼此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特别是韩国的对日依赖。

20世纪70年代，日本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40%，至2013年仅为10%。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在韩国对外进出口中的占比也在持续下降。不仅如此，美国在韩国对外进出口中的占比也从35%降到10%。对韩国而言，美日的经济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这在国家间关系上必然有所反映。

韩国曾经是身处冷战最前线的贫穷发展中国家，与中苏都没有建交，要发展只能依赖日美两国。随着冷战的结束、韩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发展，韩国对日美两国的经济依存度降低，特别是对日本，韩国在经济发展中有了更多选择。韩国三大报纸之一的《东亚日报》的社论在2006年时还在不断强调日本对韩国的重要性，但到2012年年末，基本已经不再谈及日本重要性问题。无独有偶，韩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相关发言中也不再提及日本对韩国经济的重要性。利益是最大的驱动力，当政客、商人、学者、大众媒体甚至普通民众都认为修复日韩关系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利益时，他们就会倾向于选择保持现状，不愿意做出让步。

韩国对日经济依赖降低的同时，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深层化、去表面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韩国现代汽车采用日本厂家的引擎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相互依赖关系，但如今这种认知已经没有那么强烈。因此，日本极有可能将韩国对日依赖性降低后的不退让，等同于对日强硬，甚至是“反日”，并以“反韩”予以回击。

冈崎久彦曾指出：“在战后相当长时期内，日本出版了有关世界各国的历史书籍，但这其中有关韩国的历史书籍非常少见。正是对韩国近代史和韩国文化的无知，才导致他们无法真正理解韩国国民之感情。”日本若想真正改变对韩认识、改善日韩关系，就必须正视历史，从根本上摒弃“嫌韩”思想。

本文出自《当代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