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或政策决策者在讨论中经常提到日本经验，“日本的教训”也广为熟知，尽管如此，欧美诸国的经历却与日本几乎完全相同。海外的经济学家至今仍将日本的经验视为“谜一样的存在”（enigma），而从日本经历中所得到的教训却怎么也装不进他们的经济学工具箱。遗憾的是，对于日本的经验，要么是运用以欧美国家为视角建立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展开讨论，要么是作为否认普遍性而强调特殊性的“日本模式”来讨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术语叫“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意思是除非证据十足，否则人类往往忽视那些与既有范式不相符的证据。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日本的教训”。这种倾向作为事实本身也是一个教训，应该称之为“‘日本的教训’的教训”。
那么，国外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济发展中汲取的真正教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

第一，应认识到若经济长时间处于“不可持续”增长轨道，势必会触发调整机制，从而导致经济的长期缓慢增长。不过现在这一观点已经不算新颖了。日本经济的不可持续增长表现为不动产泡沫，而调整成本不仅包括经济的低速增长，还包括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基于这种认识，针对经济泡沫就不能仅仅采取事后应对措施，还要在金融监管监督以及货币政策两个方面采取事前预防措施。在货币政策运作方面，不能囿于物价上涨率或景气变动相关的短期表现，而是要充分考虑到威胁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失衡因素。

第二，关乎经济学方面的最基本理论，也许再次强调会让人感到奇怪，在10年或20年这样一个“长期”发展历程中，决定增长趋势的不是物价或货币这些名义变量，而是像生产效率、创新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等实际变量，货币政策只能起到平抑波动的作用，通过改变支出时机等方式使经济围绕潜在经济增长轨道运行，但不会影响轨道自身的变化趋势。假如低速经济增长长期持续，就必须探究带来经济低速增长的实体层面因素。

第三，必须认识到快速老龄化以及少子化的严重影响。我们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经验说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什么。对经济的影响不只来源于人口减少本身，还起因于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比率的急剧变动这一人口动态状况，以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制度改革的滞后。在老年人已经占到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很难推进。日本的经验表明，有必要为将来的人口动态变化提前做好应对方案。

第四，重要的是，认识到自我认知的局限性，即承认我们对经济的理解还远远不够。这既体现在学术观点上的变化，也体现在我自身的思想变化过程中。回顾我对于“失去的20年”或者“日本的教训”观念的转变历程，深刻体会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很多问题当初都没有察觉。我认为这不单是由于我们知识储备的局限性，也是植根于经济和社会体系本身的问题。当出现技术和人口方面的巨大变化时，很多经济主体都会为了适应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制度和政策也都在发生变化，并且这些又会引发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和社会可以说是复杂的“自适应系统”（adaptive system）或“生态系统”。因此，即使当初理解是正确的，应对各个主体的变化也会引发新的状况，认识永远赶不上变化。对经济机制的理解也有必要经常“更新”。

如何学习他国的经验

最后我想谈谈如何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一国的经济政策运作中，国外的经验有多少值得借鉴？来自他国的各种建议或政策提案在多大程度上是有价值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从危机中汲取教训的研究非常活跃。我退任行长之后，当时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总结出了5个教训。这里介绍其中的3个：一是“谦虚的重要性”；二是“金融体系非常重要”；三是“相互依存关系很重要”。谦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于第二和第三个教训，我虽也有同感，但不同意将这两个问题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我认为这不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总结出来的教训，而是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中总结出来的。布兰查德和萨默斯在2017年10月召开的金融危机10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了以下观点：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泡沫崩溃后的不佳经济表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完全忽视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金融体系的作用通常被局限在基于预期假说和固定期限溢价而决定收益曲线这一维度。

正如他们所观察到的，日本政策决策者痛切感受到，至少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其他国家根本没有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我强烈地感受到，人类除非真正经历危机，否则很难将来自他人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或许也可以说，日本在汲取全球金融危机教训时也是同样。由于日本国内金融体系相对稳定，对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外的应对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态，必要的改革也没能顺利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也没有充分汲取海外的教训。

回顾我自身的经历，可以说是从国外学到了很多东西。海外中央银行关于金融体系方面的建议及其做法特别有价值，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欧美当局提供的关于处理金融机构破产问题的建议（见第3章“泡沫经济崩溃与金融危机”）。80年代后半期逐渐得到完善的支付清算体系，也是受到了美联储诸多经验的启发。90年代后半期，海外政策决策者针对日本处理不良债权问题行动迟缓的猛烈批评也是有价值的。我们自身对这些批评也深有同感，无奈国内政治上的反向掣肘使改革一直无法推进。在打破僵局完善破产处理机制过程中，来自国外的猛烈批评无疑成为有效的起爆器。在货币政策方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以控制隔夜利率为出发点的金融调节政策、公布目标利率水平、活期存款付息制度，以及中央银行将国债贷予金融机构，等等。但在另一方面，我对于国外在一般性的货币政策运作方面的很多建议却不敢苟同。我认为这些政策建议的初衷是善意的，而由于所依据的理论中预想不到的机制发挥了作用，或者社会契约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针对这些方面，他们考虑得还很不充分。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要向他国提供政策建议，必须有理智谦虚的态度，反省自己有无忽视的因素。

出于这种考虑，我担任行长期间向海外政策决策者讲到“日本的教训”时，总是努力保持坦诚与谦虚并重，极力避免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那么，要说我的言论有什么额外价值的话，就是我从不讲具体的政策建议，而是基于日本经验，提出他们也许还没有认识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在国际会议等场合的一贯主张，如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性、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连锁效应的强大，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后景气恢复的迟缓，等等。另外，当意识到自己对他国微妙的社会契约以及经济模式缺乏足够认知时，就不会深入触及个别具体的政策建议。

从其他国家还学到了很多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经济政策的运作经验。认为自己国家很特殊的想法是危险的，但没有甄别地全盘接受国外的经验教训也是不正确的。在总结教训的过程中，无论是政策当局，还是学者，都需要同时具备好奇心和谦逊的素养。